李纲有“南渡第一名臣”之称誉,还是一位两宋之际重要的易学家。因其易学专著《易传内篇》《易传外篇》亡佚,后世学者对其易学研究寥寥无几,然而其传世著作《梁溪集》(今本为《李纲全集》)一百八十卷中存留《易传内外篇》诸《序》,及其与友人论《易》信札等各类文章,仍然保留李纲论《易》的丰富资料。而且,李纲诗词歌赋及各体文中颇有引用《易》辞、阐发《易》理等内容,也彰显了其易学文化修养的灿然风采。
李纲于宋徽宗政和五年(1115年)授尚书比部员外郎的奏章《乞徽庙解易札子》,即盛赞《周易》这部经典,称:“《易》更三圣,伏羲画其卦,文王系其辞,孔子为之《彖》《象》,又为之《大传》《说卦》《序卦》《杂卦》等篇,以发明其道。故《易》于群经尤备圣人述作之旨,非特若《诗》《书》《周官》载先王应世之迹而已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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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理财以义札子》中,李纲写道:“臣伏见朝廷讲求理财之术,以足邦计,议者纷然,争献其说。夫以天下之大,承平之久,万物盛多之时,经画财用,岂患不足?贵于理之有其义而已。《易》曰:"何以聚人?曰财。理财正辞,禁民为非,曰义。’财者,民之所以相生养者也,故人非财无以聚之。义者,利之本也,故财非义无以理之。”
李纲所引,出自《周易·系辞下传》,阐发的是对国家财政的获取与施用的原则性认识与把握。这一思考与表述,从他任尚书比部员外郎直到后来任宰相,以及罢相后著论析文章,都坚持这一原则性的观念。如他于后期系统地撰述《理财论》(上中下三篇)下篇引用《周易》的《节》卦爻辞:“《易》曰:"甘节,吉。’又曰:"苦节,不可贞。’中则甘,过则苦。今一切揪敛,不务中正,至于太过而苦,亦非长久之策也。”这一易理中的辩证思想,与他的理财(管理国家经济、财政)观念、政策旨趣相通、义理融洽。
在抗金斗争形势严峻的情况下,李纲上奏宋高宗《论用兵札子》曰:“《易》于《谦》之上六称"利用行师征邑国’;于《师》之上六称"大君有命,开国承家,小人勿用’。盖谦之极,非利用行师,不足以济功;师之成,非戒用小人,不足以保治。今陛下之于金人,卑辞厚币靡不顺,其谦极矣。然金人骄悖愈甚,其势非用师不能有济。以臣料之,不得已而用兵,其功必成。然功成之后,在陛下以小人为戒而已。”
在关乎社稷存亡的抗金斗争中,李纲出将入相,因此,他对《周易》的《师》卦研究甚精,感触甚深,曾多次引用《师》卦以论事。在《与秦相公第二书别幅》中,李纲说:“《易》于《师》之六三言:"师或舆尸,凶。’又于六五言:"长子帅师,弟子舆尸。贞凶。’舆,众也;尸,主也。九二"在师中,吉。’所谓"长子帅师’,六三又以弟子众主其凶,宜矣。而使之者在六五,故《象》以"使不当’言之,兵家之忌,最在众主而节制不一。唐九节度之师,所以皆溃于相州者,正坐此故。当时李、郭皆在其间,犹不免此,况其余哉!”李纲将《师》卦卦爻辞的内容,作为经典的指导,进行切于实际的阐释与运用。
李纲于南宋建炎二年戊申(1128)年冬开始撰写易学专著即《易传内篇》十卷、《易传外篇》十二卷,撰成建炎四年庚戌(1130)年春。李纲《易传内篇序》曰:
余以罪谪海上,端忧多暇,取《易》读之,屏去众说,独以心会,即象数之幽眇,究理义之精微,于以窥圣人之制作,灿然如据;玑衡以观天日月星辰,经纬昭回之文,吉凶妖祥之理,皆可历数而周知。喟然叹曰:“不学《易》而涉世,其蹈祸固宜。罪大不死,乃得穷圣经于荒绝之乡,心醉神开,恍若有授之者,岂非幸耶!昔人作《易》于忧患者,非特智虑不用于时,欲有所表见于后,盖亦险阻艰难备尝之矣,人之情伪尽知之矣。然后思深虑危,足以发难言之妙蕴,以贻范于将来。余虽固陋,困穷流离之甚,其敢忘此!”
惜乎,李纲易学专著二书亡佚,无从更详尽地认识其中具体内容。然幸有《易传内篇序》《易传外篇序》及《释象序》《明变序》《衍数序》《类占上序》《类占下序》存留传世,诸《序》文记载撰书过程、时间,叙述主要内容,更阐释了撰著的思想观念与易学见解,成为今天我们探析李纲易学重要的核心的资料。
同时,弥足珍贵、值得注意的文献资料还有李纲与友人论易的书札,以及涉及易学的序、跋文字。据笔者全面的考索梳理,李纲曾与许翰(字崧老)、吴敏(字元中)、潘良贵(字子贱)书信往返,讨论易学问题,交流易学见解,阐发易学观念。按《李纲全集》卷次先后排列,计有《海康与许崧老书》《海康与许崧老书别幅》《泰宁与许右丞书》《郁林与吴元中书》《与吴元中别幅》《雷阳与吴元中书》《与向伯恭龙图书》《答潘子贱龙图书》《与潘子贱龙图书》《萧氏印施夹颂金刚经跋尾》《书寄崧老〈易传〉后》,其中多有对易学问题进行具体、深入讨论的内容。
李纲易学思想之核心,亦即其说之特色,可以归结为以下六点:
第一,李纲对《周易》经典创制与性质的认识与评判,是尊信三圣,推崇经典。联系到宋代易学思潮的背景,处于两宋之间的李纲,坚持古籍记载、传承已长久的“三圣作易”说,不盲目轻率地疑古惑经,是值得肯定和表彰的。
第二,李纲重视对易学史的回顾与考察,对易学史上的各主要流派、学说都曾加以关注、研究、评判,并作出审慎的取舍,因此,李纲易学具有返本开新的传统底蕴。
第三,李纲特别重视对《周易》象数的重视、考辨与阐释、归纳,持“数”“象”为《易》之本源的观念,其《易传外篇序》说:“《易》本于数,而数不与焉,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,数兼于象故也。有数而后有象,有象而后有变,有变而后有占。”李纲对易象的细考详列,见于存留的文献中,虽非专著之全帙,但仍然是易学上值得称许的精妙文献。
第四,李纲对《周易》的义理思想同样重视,表现出融通义理、明体达用的正确取向。从《李纲全集》一百八十卷中,可以寻找到不少李纲运用易辞典故、义理思想,在关乎军国大政、经济文化、社会人事、道德修养、处世智慧等多方面进行精妙发挥的内容。
第五,李纲明辨卜筮,评判术数,也具有学术史的意义。这一方面的成果,李纲与程迥、朱熹、赵汝楳、雷思齐等易学家相比较,亦不逊色。
第六,李纲还会通易学与佛学,并进行了论述。李纲探寻、玩味的易学与佛学的会通、互参,与他“三教合一”的思想观念密切相关。李纲所持、所阐的《周易》与佛经(《华严经》等)会通的观点,当然具有相关领域学说思想史的意义、价值与地位,但就其易学整体来说,则不宜将此作为核心,不宜形成偏颇的判断。(黄黎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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